内外兼修:“两票制”下的药品经营企业生存与观望


2017年10月30日北京市医改办等8部门联合发布“两票制”实施方案,为减少阻力实现平稳过度,文件特规定了三个月的政策准备过渡期,至此北京市也吹响了“两票制”的号角。据了解,其实自2016年国务院将推行两票制列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之一后,尤其是试点省份政策落地后,业内对“两票制”政策落地北京的预期明确,故多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都纷纷进行了先期部署,以应对“两票制”对北京市场所带来的震动。

优化内部管理降低失范风险。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计算机系统内对药品购销渠道进行逻辑控制,如首营企业基础信息内增加“科工贸一体化的集团型企业”等3类可视为药品生产企业的字段进行细致分类、首营商品界面维护“购进渠道”“是否属于两票制品种”字段、收货环节内嵌增加扫描发票随货同行票环节、为客户个性定制“两票制打印需求”等系统优化手段,为药品购销逻辑控制提供支持。通过内控管理,优化客户关系,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因为相对药品经营企业来说,公立医院在交易活动中居于更加强势的地位,药品经营公司的商业竞争力已超越政策合规能力范畴,也慢慢体现在个性化服务提供上。

优化外部管理实现渠道合规。对于药品批发企业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共性的生存手段可能包括,例如向“生产企业(含政策允许可视同为生产企业情况)”争取一级商业代理授权,或者争取厂家配送权,或者优化供应商关系更加珍惜“全国总代”品种,利用其对客户的吸粘效应以据守客户资源,或者销售业务主攻出口或零售、部队医院等暂不受两票制限制的渠道,或者寻求成本更低的第三方委托储运服务提供商以压缩运营成本,或者放弃回款期较长的客户资源以加快自身资金流转。

两票制带来的产业变化,对那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药品经营企业来说,会有更加充足的战略调整空间,目前他们所采取的战略调整主要有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并购(或控股50%以上)商业目标地的药品经营企业,织密“集团内企业”网络延伸企业商业网络终端触角;

二是业务与物流分离,物流业务剥离后独立发展,“术业有专攻”式的发展模式,保证了物流专业人员、资金和技术的集中,物流在强化了储运服务竞争力外,也能够对外承接更多第三方委托储运业务,另,该模式可看做是企业为应对国家将来可能出台的“一票制”产业政策而做的提前布局;

三是线上业务拓展,电商时代让众多企业看到了“客户流量”所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新崛起的电子商务企业凭借轻资产、灵活的业务运作给传统分销模式带来巨大压力,为此部分药批入驻电商平台实现了B2B向B2C、B2B2C、O2O的销售模式转型实现双赢,个别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药品经营集团更加注重自有电商平台的业务拓展,例如我市一家大型药品批发企业所提出的“FBBC(F指生产企业)”发展模式,搭建了具备信息共享、数据挖掘、覆盖药品流通全程的新颖发展平台,为上下游企业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仅仅促成了商业交易,更能够归集预测市场需求给供应商作产量参考、线上线下资源共享拉近了与终端消费者距离、药学服务的提供密切了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最终交付至医院终端,“两票制”带给企业的是质量内控压力和企业战略布局转变压力,内控压力更多地显现为内部操作规范修订、员工工作内容习惯调整、计算机二次开发人力物力投入等,外部压力则更多地显现为“两票制”药品购销渠道合规性拓展、企业并购带来的财税风险、客户票据查验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等。随着两票制的推进,行业集中度会更加向大企业靠拢,中小药企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战略调整空间不会像主流药批那么大,客户流失、品种缩减、销售额下降均有不同程度在他们身上体现,政策“寒冬期”里大多都在一边生存一边观望,同时也在寻找出路。

其实,通过阅研北京市“两票制”实施方案,可发现政策出台前顶层设计者们为政策顺利落地,也做了诸多权衡与精心设计,例如药品生产企业选择配送商以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探索公立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结算配送费用、临床“短缺药”动态管理不执行两票制等亮点。对于两票制的社会意义,我们应该超越药品流通改革措施本身来看待,正如《方案》中所讲,“通过不断深化药品流通领域改革,净化市场环境,规范流通秩序,整肃行业行为,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